潘石屹：写无聊博客的制度人
老潘在博鳌地产年会念稿子，媒体称潘石屹个受惊吓的小孩。一个企业家怕什么呢？
此前一条消息公然而走，“北京地主”刘晓光被中纪委带走，首都地产界为之震动；另一条消息却悄然而行，潘石屹、任志强被抓了。亲朋好友们，自然少不了银行界人士都关切地给他们本人打电话“证实”，“社会人”谁不替自己亲朋担心呢，“经济人”的银行则更为自己的利益紧张。
一天三、四十个电话，潘石屹终于忍不住发火了，写了《一篇无聊的博客》辟谣：潘石屹和任志强没有被抓。这些年来“被抓”的不少，诸如戴国芳、顾雏军、唐万新、孙大午、周正毅们，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严介和、潘石屹、任志强们的悠闲。
这些人都是企业家，无一不是精明的“经济人”，只不过悠闲着的“境界高一点”，因为他们已修炼成“制度人”。
一般人是社会人，企业家至少是“经济人”，持久成功的企业家还要是“制度人”，不败的企业家更要是道德人。能修炼到四位一体的人可说是人上人。
人是社会人，起初大家似乎都这样认识自己，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好像马克思这样告诉我们；后来长大点认识到人是“经济人”，是追寻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这似乎源于斯密《国富论》；然而很少人注意到从斯密到马克思都认为，个体的人是生活在一个制度的框架中的，人是制度人。
制度多指显性的法律、规章和政策变化，道德则涵括各种潜规则。“道德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恪守各种潜规则。
“没有被抓”的潘无疑属于“制度人”，据潘透露，5月底有官员告诉他们最近少说点，潘和任照办，于是潘便清闲得无事去做体检。
饯行“经济人”的多，比如据说任志强说出真话，房地产就是要暴利，认识到自己是制度人的企业家多，诸如潘石屹们的听话。光把“经济人”修炼的炉火纯青，忽视“制度人”走到岔路上，则很容易为被隔离到制度框架之外，而能修炼到“道德人”的企业家少。比如任志强大声抗议“没有责任为穷人建房子”，“经济人”更需要道德修行，瞧瞧股神巴菲特、脑神盖茨捐出百亿身家做慈善，做的大，行得远。
行走地产界的大智慧
制度的力量在历史长河中变迁才能彰显，行走于制度框架中的人需要大智慧，无论个体还是集体组织的企业、政府。
土地革命的1931年，苏维埃政府宣布“土地归农民所有，任其出租买卖”，从而动员了农民支持革命，其间不断微调以调动各阶层的革命积极性，解放战争的1947年，为巩固解放区，《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土地均分并“归个人所有”。
世事迁移，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土地所有权收归国家、集体所有，农民和一切依附于土地上的人国家和集体的依附性加强，此一变化，所有权这一财富动力转手，“经济人”的生产力被牢牢框住，直至改革开放、土地承包制度推行，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农村经济活跃，尔后二级市场日益活跃，经营城市模式兴起，带来了新一轮经济的增长，也奠定了这轮房地产行情的制度基础。
每次土地制度安排，都有大规模群体动员和财富效应，不同的是这次“人民”的一部分已经不堪重负。因此城市地产发展将在原有高速公路上驶离快车道以救济弱势群体，3-5年内共公政策走向都蕴含其中。地产价格的上扬，使得农民工通过进城实现现代化、城市化的道路遥远起来，新农村运动能够将农民就地城市化、现代化么？一个好的土地利益分配机制需要形成，否则将酿成新的社会乃至政治问题。纵观历史长河，如非非常时期，土地私有化是难以预期的。
管窥上海地产未来走势
对于一个城市的地产来说，供给关系、消费信贷，开发商逐利还是地方政府逐利这已成为吵不开的结，而统计数据又成了自相矛盾的迷。一切行为都在制度框架之内，把板子打在开发商、地方政府似乎都不能解决问题，从制度入手，上海地产趋势，方可窥见一斑。
1985年前上海财政自主性很弱，从1949～1993年，上海上缴国家的收入数额为3612.25亿元，上缴数占上海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数的80.49%。1950～1990年，上海市财政支出（包括中央拨款和地方自筹收入安排的支出）占全国总支出的比重，平均为2.1%，1985年为2.5%，1990年下降为2.2%，而上海财政收入占全国比重一致在1/10到1/8之间。加上其他因素，上海长期处于资金净流出状态。
如此境况下，地方财政存在大量“欠帐”，到80年代，上海城市功能严重衰退；市政设施简陋，市民住房紧张，交通拥挤，供电不足；通讯落后，长途和国际电讯不畅；运能和港口码头严重不足，压船、压货的情况长期存在，外轮货物停泊待卸的情况尤为突出。
1986年中央准许上海扩大利用外资，但是杯水车薪，上海对大量流动资金日益渴望，80年代后期以来，有个声音说“上海一定要形成一个能充分地将中国的资源与市场同世界的资源与市场联系起来的金融运行体系”。经过长期争取，直到1992年十四大确立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
上海似乎要舒口气了，但迎面就是1993-1994分税改革，中央进一步加强集权。同时作为平衡，1993年将土地出让金全都归地方政府，而最早设立土地出让金的1989年中央分享其中40%，“卖地”开始有显著政绩和利益可图。紧接着1996年上海推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事权和财权开始下沉到区县，区县一级获得了空前主动权和发展动力，有些区县房地产收入占据财政收入30%左右。
而90年代以来到上个世纪末，上海预期的金融业增长速度和目标没有一个实现，90年代末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离国际金融中心似乎越走越远，上下都很着急。接着恰逢1998年金融危机，扩大内需的消费信贷以及住房改革出台，房地产列入支柱行业。
至此，上海房地产业具备了快速成长各种制度基础，很快吸引了国内外资本的关注。全世界人民都到上海来炒房，上海地产如同吸星大法，汇集了天下资本为我国际金融中心所用。
如今是到了中央部委讨论分享土地出让金的时候了，资本市场日益发达和金融工具也越来越多，地产金融的重要性相对降低，另外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从政策和制度安排上进一步强化，有关部门也开始积极有为起来，未来上海地产大趋势尽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