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磊 2008-5-17 23:34:00

    第一次，是14日中午，我在绵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所在地，也是他们市委市政府“火炬广场”的二楼。正向早前来绵阳的一个记者了解情况，椅子突然扭了一下，房间对面挂的一幅《沁园春·雪》抖了一下，“还不快跑！”那个记者嚷完就没影了。等晃动结束了，我醒过神来，赶紧跑到了二楼的平台上。

      第二次，是14日晚上，我在绵阳市绵竹宾馆4楼最里的一个房间安顿。一个成都来的记者和我同住。我当晚接触的所有同行都担心当晚有大余震。我把瓷杯子半悬着放在桌沿，成都的记者把矿泉水瓶倒立在电视上。我累得实在不行了，就把手机、收音机和一瓶矿泉水抱在怀里，脱了鞋睡起来。突然瓷杯子就摔在地上了，声音很尖锐。我俩撒腿就从4楼开始跑，到楼底下的时候，才发现光着的右脚在下楼的时候给楼梯擦破了。

      第三次，14日晚上，两点了。在绵阳和成都疯传的“7级余震”并没有在这个“敏感时间”到来，我实在憋不住了。我想，反正洗手间空间小，专家说也是安全躲避空间。我就壮着胆子上楼拣袜子穿。坐在马桶上的时候，手边玻璃杯里的牙刷就从一侧敲到另一侧。我只收拾了自己，很惭愧，没有冲马桶，就再跑下了楼。

      第四次，14日晚上，当晚传言的“敏感时间”凌晨四点到来，我在草地上瞌睡得不行。身边是刚到绵阳市的辽宁医疗队队员，他们已经在地铺上睡熟。大地就摇了起来，一阵尖叫传来，我从蹲坐的双膝间抬起头望了望，就又趴进了自己的臂弯里。

      第五次，15日晚上，我在江油市市政府一栋危楼的二楼给我的女友打电话，正描述着我现在的外貌，地就摇晃起来。因为这是危楼，我在电话里喊了句“摇晃了，等会儿”，扔下电话就跑了。在楼下，等我找到信号不错的地方，手机拨回去的时候，她早就哭得说不出话了。

      第六次，16日凌晨，我在帐篷里睡得很熟，这天来我经历最大的一次余震发生了。我没任何感觉。后来，旁边的人问我，你咋就醒不来呢？可能太累了吧。4米外一栋楼的玻璃掉下来很多，摔在我跟前。我还真没听见。

      第七次，16日下午，我和江油市本地的一个记者在能上网的房间里，面对面写稿子。房间开始摇晃了一阵，我俩对视一眼，继续写稿。“再摇晃咱俩就跑。”我们都知道，短时间内连续的余震是大震的兆头。可我说完这句话，对面的就哭了。他的朋友，在12号中午的那次震动刚一开始，也是这么说的。

      第八次，16日深夜，杨磊突然给我电话，问我有事儿没？我说，没。他才放心，“那就好，绵阳这边有大余震。问问你咋样”。挂了这个电话，我心里很暖和。

      余震当然不止8次。有同事调侃我说，你像是“汶川”。开始没懂什么意思，后来想明白了。

      我就解释，4岁到6岁这段日子，我生活在唐山市唐海县，那时距离大地震已经过去了8、9年。我话还说不顺的时候，就去看地震救灾的各种纪念场所；我们捉迷藏是在家属大院周围没倒的危楼里。那时，我还不会用“灾难”这个词。想说，地震总会在我们亲身经历的过程中成为过去，但我们的清晰体验就会成为岁月难以蚀去的深刻印记。

      （作者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